如果想要一睹远古动物的容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最多只能看一看科学家还原的模拟图。不过，据BBC报道，克隆动物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克隆已灭绝物种也越来越接近现实，容纳这些动物的公园和野生动物园也会随之兴起吗？

游客在保护区中看到雪豹时不禁会惊叹连连，美食家想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品尝穿山甲美味，狩猎者可以自由追踪黑犀牛进行猎杀。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场景似乎是反乌托邦式的噩梦。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令人兴奋的前景。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些场景将来很可能成为现实。现在，已经有些研究人员在探索克隆动物如何改变旅游方式。

像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那样，要想让恐龙再次漫游在地球上仍然是个幻想。复活灭绝物种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目前还不清楚恐龙的DNA是否可以提供帮助。目前的技术，DNA样本只在大约100万年时间内有效，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克隆尼安德特人，但无法克隆6500万年前的三角龙。

长毛猛犸象的DNA更容易找到，我们有速冻猛犸象的标本，可以将遗传物质植入当今大象体内，因为它们的基因非常相似。事实上，我们不能把猛犸象带回到它们原始的栖息地中，尽管它们可以自然繁殖。

但是，科学家们最终可能会发现，他们可以让比猛犸象灭绝时间更晚的其他物种重回栖息地，比如旅鸽。这将涉及到绘制旅鸽的全部基因组，然后让普通鸽子的基因组发生变异，使它类似于旅鸽的基因组，这就是当前克隆灭绝物种的方式。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生物技术教授辛迪(Cindy)说，自从1996年克隆多利（Dolly）羊以来，克隆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辛迪正在致力于通过克隆技术来重新激活细胞核DNA。

有争议的保护措施正在实施中，比如将白犀牛胚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据估计，只需要几年的时间，猛犸和大象的杂交物种就会出现。在辛迪看来，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资金，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动物园里充斥稀有甚至濒临灭绝的动物。

我们正走在前往这个目标的途中。2000年时，圣地亚哥动物园计划展示一只名叫诺亚(Noah)的克隆动物(印度野牛)，尽管它在两天之后死于感染。后来，该动物园饲养了名叫Jahava的野牛(来自东南亚)长达7年，直到Jahava摔断了一条腿，并被安乐死。Jahava和诺亚都是在圣地亚哥冷冻动物园中，使用濒危动物冷冻皮肤样本细胞克隆出来的。

因此，辛迪表示，克隆濒危物种的主要障碍可能是财政和政治，而不是科学技术。首先，克隆动物的死亡率最初非常高。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可能是基因组重组导致的错误所致。从本质上说，捐献者的卵细胞细胞核保存着自己的遗传记忆，并以新的遗传物质来抵抗被替换。通过这个过程克隆的动物，被称为体细胞核移植动物。辛迪称：“它们必须在出生后的第一次休克中存活下来，如果能挺过来，它们通常都是健康的。”

克隆动物过早死亡或压力太高也会引发伦理上的担忧。不过，总的来说，类似的问题也可能在饲养家畜的过程中出现，而且成功率还在不断提高。1996年，科学家利用277个克隆胚胎获得了多莉羊。辛迪表示：“现在，如果你克隆了牛，你就可以转化100只牛的克隆胚胎，并得到大约10-20只克隆动物。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改变。”

即便如此，超高的死亡率意味着克隆的成本仍然非常昂贵。目前唯一能有效利用动物克隆技术的是肉用公牛，它们的遗传资源对农民很有价值。辛迪估计，克隆一头公牛的成本至少是1.5万美元。而克隆野生动物或濒危动物将会更加昂贵，因为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较少，而用于测试的标本也更少。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克隆濒危动物是很有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至少克隆最近灭绝的动物可以实现。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无法每天都能与克隆濒危动物大量接触。但一个可能允许非科学家与克隆动物进行互动的领域，是为富人提供的旅游服务。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旅游管理讲师、“克隆与旅游”论文的作者丹尼尔·赖特(Daniel Wright)表示，如果你认为自己的Instagram主页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炫耀新奇的的旅行体验，那么这种情况只会增加。疲惫不堪的旅行者可能会在南非猎杀克隆动物，在日本吃克隆动物，或者在美国狩猎克隆的濒危动物。

现在，日本食客喜欢吃河豚，尽管这些河豚本身是有毒的，这个物种也因为过度捕捞而受到威胁。更有争议的是，纳米比亚政府每年都要拍卖几张许可证，以追捕濒危的黑犀牛。他们认为，这些钱对保护项目至关重要，只有没有繁殖能力的犀牛才能被猎杀。而克隆技术可以让更多的游客享受到这两种体验。

当然，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都已经在展示濒危动物。他们中的许多都参与了生物多样性计划，目的是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免于绝种，或者是由于数量太少而变得危险，例如黑脚雪貂。因此，可以认为，将克隆技术应用于类似的旅游目的，虽然代价高昂，但并不违反伦理观点。如果某个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经过精心培育的动物，它们将会在圈养环境中度过一生，克隆技术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

关注这些争论的一个人是凯莉·弗里塞（Carrie Friese），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学家，也是《克隆野生生物》（Cloning Wild Life）的作者。弗里塞说，在传统的动物园里，动物是明星，它们是吸引人们到来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在未来的克隆动物保护公园，她认为技术会成为焦点，而不是动物。

与辛迪的观点类似，弗里塞也能看到这些吸引游客的体验。例如，许多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利用克隆技术保护濒危物种的支持度高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两位研究人员还想象人们将克隆濒危动物作为食物。辛迪的研究表明，克隆牛生产的肉和奶对人类消费是安全的，而且与非克隆动物产品基本没有区别。

因此，未来克隆动物旅游最可能的场景仍然与“侏罗纪公园”不同。然而，正如弗里兹所指出的，克隆实践提出了关于真实性和伦理的复杂问题。克隆的庇里牛斯山羊需要将其细胞核DNA与家养山羊DNA结合起来，它还是真正的庇里牛斯山羊吗？来自野生物种的克隆动物会被认为是野生动物吗？如果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能够在未来获得最新的生物技术，动物园里充斥着克隆动物，那么对那些目前依赖于野生动物旅游的低收入国家会有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模糊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围绕着昂贵生物技术的大肆宣传不应该完全取代栖息地保护和真正的保护措施。正如赖特所说：“人类应该支持和实施旨在保护自然环境的措施，并确保动物和物种不会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