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国，他的名字承载着太多的意义

今天，是于中国诞辰107周年纪念日

于中国，这个名字承载着太多的意义

他有着波澜壮阔的百年人生

年少矢志科学报国，负笈他乡

师从航空大师，勇于创新开拓

遭美软禁，五年磨一剑

潜心钻研工程控制并卓有建树

摆脱重重阻碍，毅然回国

开创新中国航天导弹事业

晚年思想活跃，老骥伏枥

发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醒世恒言

他，就是钱学森

国为重，家为轻

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钱学森一生是科技报国的圆梦历程

更是科学家“家国同构”最生动的诠释

在钱学森人生中，有很多选择，每次都是因为祖国的命运和需要而改变。

钱学森出生名门，从小天资过人。1923年至1929年，他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并在那度过了一段最难忘的青春岁月。高中毕业时，数学老师希望他成为数学家，国文老师希望他当作家，钱学森母亲希望子承父业学教育，而有的老师则认为他在艺术上有天赋。

但钱学森有自己的想法，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

因为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深深影响了他：让衰败的中国迅速复兴，就要发展铁路交通。钱学森毅然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正当他憧憬着做詹天佑式的工程师时，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空军对中国的狂轰滥炸深深震撼了钱学森，隆隆炮声也炸醒了他：要改学航空工程，学习能打下日本飞机的本事。

为此，他的志向从设计火车头转向设计制造飞机。他用业余时间读完校区图书馆所有的航空书籍。从交通大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国家“庚款留学”公费生，并以当年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1935年，钱学森远渡重洋，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

1936年，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开展了高速飞机的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参与了大量工程实践，一时声名鹊起。

但是，钱学森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大洋彼岸的祖国。

在美国生活期间，有人几次问钱学森是否存了保险金，每次得到的答复是：“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钱学森常说，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

然而，归途，竟是那么坎坷。

美国海军部官员听闻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放言：决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1950年8月29日，钱学森买到了回国的船票，当他一家将要出发时，钱学森被美国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起来。

钱学森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滞留5年之久。

在软禁期间，钱学森潜心蛰伏，撰写了一本著作《工程控制论》，并从一个空气动力学家转变成一个控制论学家。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很快传回新中国。国内科技界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注，新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写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写在一张香烟纸上的这封信为依据，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作为让步条件，中国政府释放了美国11名军事人员。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得实现！踏上归国路，整整花了五年时间。这一天，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从辗转踏上归国旅途那刻起，钱学森就与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有人评价说，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进程至少缩短了20年。

回到祖国后，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不久，就投入到中国导弹研制的工作中。

1956年2月17日，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放在了周恩来总理的写字台上。在这个报告中，钱学森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提出了长远的规划。这个意见随即被中央采纳。

此前，有关方面曾询问钱学森，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的答复非常肯定：“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怎么不行！”但他也没有想到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重任交给他牵头。国家的需要使得钱学森做出了人生新的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

不久，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注：简称“五院”，是后来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前身，1982年七机部改称航天工业部）。钱学森于1956年10月出任院长。

创建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而彼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1957年，新中国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来到五院，参加了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导弹研制不仅对年轻的学生，对于全中国来说，还是一张白纸。整个五院唯一见过真导弹的就只有钱学森。

钱学森给学员们开设了《导弹概论》一课，从零开始教授相关知识。也正是这部基础教材启迪了第一代从事导弹和火箭研制的航天人。

此时，国际政治背景也带来了利好。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并派出专家来华指导。

到1958年，仿制路线走到一半，钱学森就和大家开始酝酿自行设计导弹并开始论证。到了1960年，经过对两个方案深入论证，计划在仿制基础上再提高，自行设计1200至15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

不久，中苏关系果然发生巨变，当中国导弹仿制工作到了关键时刻，苏联撤走专家。虽然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颗近程导弹发射成功，但那只是苏式导弹的仿制型号。

1962年3月21日，由五院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经过两年试制，生产出样品。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被命名为“东风二号”的导弹却发射失败了。

首飞失利，钱学森到基地调查事故原因。“控制系统没问题，发动机系统都没问题，几个加在一块就出问题了。”时任五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的梁思礼院士说。

1962年5月，钱老在总结失败教训之后，提出了加强建设总体设计部，充分做好地面试验，把各个分系统关系协调好的观点。

“他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当时，在研制体制上是研究、规划、设计、试制、生产和试验一体化；在组织管理上是总体设计部和两条指挥线的系统工程管理方式。“原航天部710所副所长于景元说。

历经九年时间，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东风一号”和“东风二号”导弹相继发射成功。1970年4月，由钱学森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在钱学森的建议下，我国在1992年选择了发展神舟飞船的载人航天之路……钱学森出色完成国家赋予他的任务。他的名字，也镌刻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史册上。

但他反对人家称他为“导弹之父”。“我只是沧海一粟！”他多次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

钱老一生恪守几个原则：不题词、不写序、不作传记，不出席应景活动，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不上《名人录》等。

对于荣誉，钱老看得很淡漠。他最看重的、也是最令他激动的只有一项——“优秀共产党员”。

他的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说，钱学森在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时，坦言自己并不激动。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三次激动：

第一次是1955年在告别恩师时，冯·卡门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第二次是1959年，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第三次是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

这三次激动，都让钱学森彻夜难眠。

上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年逾古稀的他完全可以休息，但他思想永不退休，他对中国科技事业的牵挂一刻也未停歇。他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为系统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言。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他多次直指当今高等教育科学精神的缺失：不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科学与艺术难以结合。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直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90多岁高龄的钱学森经常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这句话也许是对钱学森一生最恰当的写照。